黔東南的那個縣城只有一條主街，從頭走到尾用不了二十分鐘。

街兩邊是老舊的磚混樓房，墻皮剝落，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。

夏天最熱的時候，街上的瀝青會被曬化，踩上去軟綿綿的，鞋底會粘上一層黑乎乎的東西。

我和陳駿就是在那條街上長大的。

他五歲沒了爸。

**在工地上出了事，包工頭跑了，一分錢賠償沒拿到。

**一個人把他拉扯大，在縣城里做保潔、擺地攤、去飯館洗碗，什么活都干過。

后來腿還殘了，走起路來一瘸一拐，但她從來不跟人說苦。

阿駿也從來不跟人說苦。

他們兩個都是那種把苦咽下去、臉上還笑著的人。

我媽走得更早。

我十二歲那年，她突發(fā)性腦溢血，從發(fā)病到去世不到四個小時。

我爸是肝癌，確診到去世四十三天。

他走之前一直拉著我的手，嘴唇翕動著想說點什么，但最終什么都沒說出來。

我知道他想說什么。

他想說對不起，讓你一個人在這世上。

但我不算一個人。

我還有阿駿。

我們一起**逃課，一起在河里摸魚，一起蹲在**攤前分最后一串五花肉。

高中的時候他被人堵在巷子里，我拎著磚頭沖進去。

兩個人被打得鼻青臉腫，但從那以后再也沒有人敢欺負我們。

大學我們一起考到了滬市，一起組隊拿下了創(chuàng)業(yè)大賽第一名。

一起在凌晨三點的出租屋里吃著泡面暢想未來。

他說：“哥，以后我發(fā)達了，分你一半?！?br>
我說：“我要一半干嘛，你活著就行。”

那時候我們都沒想過，“活著”這個詞會變得這么貴。

滬市的梅雨季總是黏膩得像化不開的愁緒。

我站在虹橋機場到達層的洗手間鏡子前，最后一次端詳這張臉。

鏡中人的輪廓比我原來的更鋒利一些。

眉骨高，眼窩深，下巴的線條像刀裁出來的。

這是阿駿的臉。

或者說，是整容醫(yī)生花了整整四個月，用我的臉骨和阿駿的臉模子反復比對、削磨、重塑之后，得到的一個介于兩者之間的產(chǎn)物。

醫(yī)生說整容成完全一模一樣是不可能的。

但足夠像，像到DNA鑒定